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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据当今学者考证，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不仅阅读过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而且对其极为推崇。

[60] 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一、文集之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61页以下。[40]川口晓弘前掲論文参照。

当时的日本正因西方列强势力的渗入而陷入深重的国家危机，会泽在该书开篇就连续以《国体》为题专辟上、中、下三章，其中通过借助日本建国神话等素材，对国体一词作了伦理的、文化意义上的阐述，力图塑造日本这一国家在精神层面上的主体性与一体性。该条款虽然没有直接采用国体概念，但国体观念已在宪法条款的语义脉络中得到了体现。其中，岩仓具视所秉持的国体实际上就是一种国学意义上的政治神学那种宗教性质的原理与天皇主权这种世俗性原理的合成物，[18]并且这种国体优位于立宪政治。宪法颁布后，各种宪法解说书籍迭出，其中伊藤博文《日本帝国宪法义解》一书最具权威性，该书开宗明义即指出：天皇宝祚，承之祖宗，传之孙子，国家统治权之所在也。当然，这一意涵只是我国宪法国体条款所, 蕴含的初始含义。

[62] 参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二、文集之十），第3页。如此看来，毛泽东的国体学说至少是在后两个层面上丰富了马列主义的阶级国家论的内容，对马列主义国家类型学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3）如何处理好权利保护与行政效率之间的关系。

这些共同遵循的程序规则构成程序正义对行政的最低限度要求，也形成对公民权利的基本保障，这正是行政程序法典要规定的内容。国务院对推进行政决策法治化、科学化、民主化的制度建设提出具体要求的文件包括：2004年《依法行政实施纲要》、2008年《关于加强市县依法行政的决定》、2010年《关于深化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为了解程序规定实施效果，笔者于2013年3月赴湖南省调研，调研采用座谈会、发放调研问卷、网上资料收集等方式。德国于1976年制定联邦行政程序法，而且借助行政程序法典化部分实现行政法法典化，形成与美国纯粹程序规定不同的程序实体并重的立法模式。

纯粹的程序法治不符合中国的国情，程序法所要具备的条件在中国很不健全，有很多缺失的地方。（3）行政裁量权不当行使，相同事务不同处理，不同事务相同处理，产生行政不公，容易引发社会矛盾。

第二，人大立法重视行政实体权限设定，将程序控制机制主要交由政府立法设定，而政府立法更易偏向管理型立法，强调行政权的支配性，行政过程的公开度、参与度不足，造成行政公信力缺失，行政结果认同度较低，事后救济成本、维稳成本较高，有时甚至造成已作出的重大决策流产。（4）体系化的行政裁量权控制机制对公正执法发挥较大作用。[7]如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第5条、第l4条规定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最初仅适用于司法程序，后适用于联邦和州行政机关。如行政许可法规定了行政许可程序制度，优化许可流程，要求行政机关公开许可过程和结果，作出许可决定时听取申请人意见。

[5]迄今，欧盟大部分成员国、美国、日本、韩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澳门地区都已制定行政程序法。政府立法更易偏向行政管理法内容，而非公民权利保障法，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知情权、参与权等基本程序权利难以充分实现。（三）立法架构 行政程序法立法架构的焦点是以行为种类为主线还是以程序制度为主线来安排相应规定。这些问题的解决涉及各个方面的制度完善，其中，如何提升改革过程的公正，从而让改革的结果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保障社会转型的顺利进行，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思考。

在凉山，这一比例是87．63％。中国应当改变当前法治政府建设差异化发展的现状，实现法治政府建设的国家一体化推进。

其二，通过对行政过程中个人程序权利的保护，保护个人的利益，同时减少事后争议的发生，使行政本身更具执行力。程序规定通过之后，各地通过开展大规模动员、宣传、培训工作，让广大行政工作人员对行政程序话语体系由不熟悉到熟悉，也有更多民众开始了解和熟悉行政程序法。

当然，各地行政程序规定的实施也反映出当前行政管理存在的定量分析不足问题，行政的精细化管理程度不够。未经当事人发表意见的证据不能作为行政执法决定的依据这有点像刚才Neysun提到的情况，就是陶部长说：我们有了民法、刑法，所以我们要行政法。宪法在限权方面一共就发展出了两个有效工具：一个是在国家机构间的权力配置，原则就是几家国家权力机构间有职权分工，并且彼此相对独立和制衡。宪法宪政确实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尤其涉及到那些严重侵犯公民尊严和基本权利的事情，宪法对付这种恶有一套不错的办法和经验。行政程序法本身就是为了通过法定程序束缚行政部门的手脚，其中的听证等公民参与制度就是还权于民，指向限权的法理基础，也即：权力是人民的，所以要限权。

  三、国家机构能否在特别隐蔽栏目刊登豆腐干公告以满足法律公告要求？ 关于程法官和李律师说的豆腐干公告那个案子，我想讲一点点德国经验。现在的理论是说，法官适用法律必须解释法律，而且立法者在有些细节不确定以及具体案件类型多样无法一下子穷尽的情况下会有意地留出空间，让司法者根据个案裁判，逐渐总结经验。

这里先要介绍一下立法和司法的关系。一个理想法治链索是：立法已经尽了最大的力，依法行政尽了最大的力，依法裁判边解决具体纠纷边完善法律，而这里法要把宪法纳入考量范围。

首先我要谢谢梁老师和Neysun的邀请。行政法领域发展出诸多限权机制，让人民直接参与行政程序中，便是其中一个机制。

我自己有过一个经验，即十多年前我还在大学教立法学，有两位大学同学在上海卫生局法规处工作，负责起草很多地方性规章，工作压力很大。我们也存在不信任法官的普遍心态。曾经有个行政庭法官问我一个立案当收当不收的问题，具体忘记了，反正可进可出。司法必须利用法学方法论（即法律解释理论）和说理论证技术在普遍依法裁判和个案司法矫正两极之间达成平衡。

  黄卉，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其次，在上面这个基础上就可以讲一点今天Neysun报告的主题也即行政法改革。

通俗说，要让法官在既有框架中有能动性，但又不能乱动。法律规定的公告，首先就是法律层面上的概念，而不是日常生活的概念。

相反，如果按照字面意思用最低标准让豆腐干公告过关，其实是不服人的。其中目的解释给司法者提供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而合宪性解释又个这个空间一个最高的座标，即应该符合宪法原则和精神。

这一点感受和我的德国法教育背景有很大关系。也就是说，用共同体互动来寻找最佳的也能达成共识的法律解释方案。然后我必须申明，我在行政法领域纯属外行，昨天我跟文旭说我不应该放在第一个评议，因为我的专业领域是宪法，还有一点点民法。如果去德国政府部门作访问，负责介绍的官员在介绍某个部门的职能框架时，大概都会这么起头：我们的基本法（宪法）第几条规定了什么，因此给出了一个什么框架，所以我们怎么作。

所以，如果碰到明确不立案范围内的起诉，只能打回去，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受到了侵害，但如果随意突破法律，也是破坏法治的表现，这是一把双刃剑。当然，这并不等于说我们现在的有些严重侵害公民权利的事情是正当的，这一定要说明，否则太部正确了。

每一个法律制度都是双刃剑，就像法治、宪治也是双刃剑一样，它也有弱点。如果我们要建设法治中国，因此建设行政法行政诉讼法以及其他法律，也许不需要像德国人那么走火入魔，但确实需要把宪法更当回事。

其实把法官当作贼一样防，那司法根本没有出路。  二、《行政程序法》更靠近德国法还是更美国法？ 因为我们属于大陆法系，所以从立法框架看，所有重要立法，民法、刑法、诉讼法以及现在的行政程序法都是靠近法典体系，就是靠近德国式的。